随着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原本高速发展的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美国集中优势于产业链两端的研发、软件和服务领域，大量的制造企业将生产外包至亚洲。然而进入21世纪后，美国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生产率增速逐步放缓，与此同时，一大批高技术产业的制造与创新的重心已经转向亚洲，美国在很多制造业领域已经丧失领先地位。
2008年金融危机后，行业形势开始出现一百八十度的逆转。制造业从“束之高阁”的“供品”演变成了稳定政局与破解危机的“良药”，无论是美国的学界、政界还是企业界都一致呼吁制造业的本土回归。在政界，“危机总统”奥巴马缘起于这场金融海啸，美国政府也彻底转变了对制造业的态度，从“去工业化”扭转为“再工业化”。在学界，小理查德·埃尔克斯在其著作《大国的命脉》一书中大谈制造业对创新的作用。皮萨诺和史兆威合著的《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以下简称《制造繁荣》）从产业公地的维度说明了制造对全球创新的核心作用，大力倡导美国“制造业回归”。
从全球来看，2010年货物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75%，而且由于服务贸易更适合本地化生产，因而出口服务相对出口货物具有更大的难度，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无法通过服务贸易出口增长来抵消货物贸易出口下滑带来的贸易逆差。
另外，很多人认为制造业是低附加值的经济活动，对各类要素资源的需求层次都比较低，然而在当今的一些制造诸如生物医药、平板显示器、航空发动机和医疗设备等精密产品的工厂内，熟悉复杂操作技术的工人比比皆是。而且在大多数工厂内，脑力劳动者已经超过了体力劳动者，制造已成为一项知识型工作。正如经济学人的编辑保罗·麦基里所言，随着制造业步入数字化时代，整个领域将焕然一新。本文将分两个篇章来谈制造业的重要作用，一是制造繁荣之制造与公地篇，二是制造繁荣之制造与创新篇。
A 制造繁荣之制造与公地篇
“生物谷”：产业公地或产业园区之本
哈佛大学知名工商管理教授在《制造繁荣》一书中以产业公地的概念论证了制造业的重要性。作者定义的产业公地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实体形态类似于国内的产业园区，是能够对多个产业的创新提供支持的制造能力与技术能力的集合。比如聚集了各种各样制药公司的波士顿，很大程度上吸引企业前来聚集的初始原因就是该地区医院及高校所开展的研究以及所拥有的能力，从而形成了一个“生物谷”，也就是一块生物类的“产业公地”。
通俗地理解，产业公地就好比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产业公地上的每一“物种”（包括竞争对手、供应商、消费者、工人和诸如大学之类的机构）都必须保持各自的独特优势，并让彼此获益。例如，精密工具制造者群体开发了一种金属加工工具，这种工具对于制造复杂纺织机械非常重要。由于每一“物种”都在贡献能够使其他“物种”获益的资源，所以生态系统能一直持续运行。如果系统中任一类成员（如一组重要的供应商）数量减少，那么这些资源的退出就会导致其他成员生存能力的降低。
首个产业公地的诞生
在书中，作者提到的美国首个产业公地的诞生就与大规模制造相关。19世纪初，美国早期的制造都是由拥有传统工艺的熟练技工手工生产，因受制于资源有限与武器维修的限制，美国政府在接下来的50年不断加大对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等联邦兵工厂的投资，利用基于制造互换性原理的方法来生产武器，如使用测量仪、固定装置、检验装置，并使用专用机器切削和成形排列有序的木材和金属原材料，这在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最终也成就了“美国制造体系”。
到1885年，随着私营柯尔特兵工厂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成立，一块可辐射其他产业部门的产业公地发展成型，并为制造业其他部门的萌发提供了条件。比如，精密工具制造者群体开发了一种金属加工工具，这种金属加工工具对于制造复杂纺织机械非常重要；另外，在兵工厂和缝纫机厂成长起来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也随后扩散至家具、锁具、时钟、自行车、机车等制造行业，并最终进入汽车行业。
美国产业公地的兴起与衰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政府对军工厂的投资播下了美国产业公地兴起的火种。早在19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投资国家高速公路网，60年代《太平洋铁路法案》支持建设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网，美国国内市场迅速扩大，再加上电报通信网给企业规模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而且现代化和专业化的企业管理结构满足了企业技术和组织能力投资的需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杜邦、通用电气、西屋电气都建立了企业实验室，美国法院严格实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从而强化了企业利用专利权来保护和授权其发明的能力，从而使企业将研发视作有效的竞争武器，而且在19世纪美国国内已普及初等和中等教育，这些因素都促进了美国产业公地的萌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半导体行业为主的美国企业开始采用“无厂设计”的生产模式，这其中就包括一些取得巨大成功的新兴企业如高通和英伟达，他们都把大部分或者全部的制造业务外包至亚洲的新加坡、韩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等地。然而，在企业通过获取廉价成本并带来利润的同时，美国的产业公地也遭到侵蚀。例如，半导体行业制造向亚洲转移，导致对精密制造需求量减少，从事此类业务的企业锐减，精密制造能力衰退，从而造成航空航天、精密仪表等行业发展出现问题，美国产业公地的“多米诺骨牌”由半导体行业的外迁而引发出连锁的负面效应。
就美国来说，类似于半导体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美国本土已经失去或即将失去的产业能力包括光伏电池、超重型锻造、机床的金属切削、永磁电机和发电机、稀土元素的精炼和设备制造、可充电电池、显示器和节能照明所用LED的制造、半导体制造（晶圆代工）、液晶显示器、精密玻璃，光纤元件等。
产业公地衰落的深层次问题
国际竞争的残酷性和不确定性，意味着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的起伏进退是常态。然而，产业公地遭到侵蚀，恶性连锁效应往往意味着更深层次的系统性问题——未来产业中那些具有创新性的领域崛起所需要的基础将会崩塌。
例如，当20世纪80年代半导体制造业由美国迁往亚洲的时候，美国丧失的电子材料加工工艺、沉积和镀膜技术、复杂测试和组装能力，这些能力形成了一片产业公地，同时这片“公地”还可以“哺育”众多其他的先进、高附加值电子产品制造业的发展——比如平板显示器、固态照明产品和太阳能光伏产品。
为什么美国的产业公地会一步步被“侵蚀”。从国际竞争来看，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有亚洲的“四小龙”，而在1990年前后“金砖四国”开始活跃于全球市场，国际竞争不断扩大，而此时各国都已经认识到研发和教育投资的价值所在，在20世纪60～90年代，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对一些专有技术能力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从美国国内来看，一是美国丧失了发展历史中一直持有的优势——拥有最大的国内市场，虽然现在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却已经丧失了增长速度最快的殊荣，在2003～2008年，美国经济的平均增速只有2.76%。二是美国政府的决策失误，在遭受外来竞争时往往是实施进口限制或自愿价格限制，这都是治标不治本之策，而且在研发投入上，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在2003年趋于平缓，而对应用研究的支持力度从1990年开始就落后于基础研究，从而加大了美国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难度。三是美国企业管理理念的转变，表面上看制造外迁是受市场力量的驱动，但实际上是由一些特殊的管理决策所驱动。众所周知，企业总是短视的，董事会往往喜欢对从商学院走出来的CEO用财务报表来衡量他的业绩，而CEO为了在短期股票市场或者年终分红上有一张漂红的报表，亚洲地区在成本上的诱惑性便促成了企业的外包决策，此时在知识密集型企业管理者的眼中，硬资产的价值就低于无形资产，即“逃离硬资产”；而且认为企业在市场上购买所得的效益优于企业自己投资建设。
我国产业园区＝产业公地
在我国，产业公地类似于国内的产业园区。
近年来，我国产业园区在全国遍地开花，园区建设理念也从主要靠政策、行政化、硬基础“三要素”上升到主要靠“制度、融合化、软环境”组成的驱动模式。园区建设从简单的产业集聚变为融合发展，而融合发展后的产业园区就是前面所谈到的“产业公地”。
在我国产业园区建设中，个别行业的在一些地区也经历了“产业公地”的侵蚀。比如，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兰州发展形成了我国著名的石油装备“产业公地”，拥有兰石、兰化等全国知名企业，兰州大学、兰州理工等全国知名高校以及大量相关的石油装备研究院所，但在整个西部地区资本、人才、基础设施的限制下，大量企业外流，再加上企业战略决策上的种种失误，兰州在全国石油装备市场上逐步边缘化，而山东东营、四川广汉以及辽宁盘锦等地区却异军突起。
依据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颁布的《2014中国产业园区持续发展蓝皮书》，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继续蝉联榜首，中关村已经成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产业公地”。优越的政治经济地理位置，毗邻清华北大等中国顶尖高校，人才高度集聚，这样的“软环境”让中关村成为电子信息行业每一位从业者心中的“圣城”，而良性运营的中关村电子信息产业公地也使每一个地处其中的企业受益。
美国产业公地兴起的原因，就是因为各种公路网、铁路网和电报通信网等基础设施以及“软环境”的完善。对我国中西部来说，在产业园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时候，更要以建立产业公地为核心理念，重视配套设施建设，加强政府基础性研发投入。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仍保留在车间内的工作岗位对人员技术水平的要求很高。因而在注重人才吸引的同时更要强调人才的培养。劳斯莱斯生产部老总斯密斯先生就曾表示，制造业要确保培训体系中务必有培训模块。尽管许多国家的供应商已经在经济衰退期削减了培训支出，但为了得到企业需要的人才，劳斯莱斯开办了学徒培训学校，并逐年增加受训人数。
B 制造繁荣之制造与创新篇
地理位置在制造与创新上不可或缺
当国人每每为“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而痛心疾首时，伦敦奥运会上美国运动员一身的中国制造也引起了美国人的振臂疾呼。当来自亚洲的光伏电池遭遇欧美的反倾销制裁时，发明了第一台光伏设备的美国人，却为在市场上被中日边缘化而苦恼不已。
制造对创新的影响不可估量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无厂化生产理念在美国深入人心，美国的制造业在很多领域的地位开始岌岌可危。时至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开始了对制造业的一场“集体反思”，制造业的重要性在一时之间被提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制造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到固国安邦，小到关系每一个工人的“饭碗”。尤其是在当今这样一个谋求创新的时代，制造对创新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劳斯莱斯工程制造部门主任哈米德·莫卧儿（HamidMughal）就曾指出，生产技术是企业生存的关键，而卓越的制造是未来最大的机遇之一，只有这种结合才会有不断的突破，单靠在数量上的积累不可能做到这点。
在《制造繁荣》一书中，两位教授提供了一个框架（模块化—成熟度矩阵）论证了制造与创新的紧密联系。作者并不是笼统地呼吁挽救美国制造业的所有领域，而是号召在那些可以为未来创新提供决定性基础作用的领域内构建制造能力。两位教授从时间顺序与空间位置两个维度出发，分别论证了制造在地理位置上临近的重要性以及制造何时对创新至关重要。
地理位置在制造与创新上的作用
古往今来，很多经济学家试图论证制造与创新在地理位置上临近的重要性。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之一马歇尔就在《经济学原理》中阐述了“工业区”的概念，他认为企业出于劳动力聚集、公共基础设施和技术外溢而集聚；诺贝尔奖获得者克鲁格曼也提出了“经济地理”位置重要性的观点，他认为一旦制造企业聚集，就很少有企业还会再迁出。
但是，赞誉与反对总是相伴相随。2005年，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提出经济体制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驱动共同缔造了一个扁平化的世界，因而距离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而潘卡基·格玛沃特在其《世界3.0》一书中利用贸易数据表明世界远远未达到弗里德曼声称的那样“平”，他认为大多数贸易都是区域性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的跨国移动性实际上是降低了，这是因为不是所有的知识和能力都能简单廉价地快速传播。而这种知识或者能力恰恰就是20世纪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Polanyi）在其著作《个人知识》中提出的“缄默知识”，即人们所知晓但却未能完全表达出来的知识。
以日本丰田汽车为例，汽车同行、咨询与学术机构追踪模仿丰田数十年，但却一直不能得其精髓，这是由于制造丰田汽车的“缄默知识”存在于其雇员的脑海里，其传播需要面对面地沟通，因此“缄默知识”的扩散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另外，“缄默知识”的扩散还受到许多人才市场地方化特性的限制，博科尼大学的斯特凡诺·布雷斯基和弗朗西斯科·里梭尼通过对美国6万多名发明者的研究发现，只有很少一部分技术发明人（不到10%）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城市。
一个地区如果有较强的配套能力，再加上本地化的“缄默知识”，即形成“制造繁荣之制造与公地篇”中所提到的产业公地，从而也论证了制造与创新在地理位置上临近的重要意义。
在现实情形中，此类案例也比比皆是。比如汽车行业的劳斯莱斯在英国德比开了一家生产涡轮机叶片的新厂，在那里，汽车的设计师、工程师及生产员工都在同一个地方工作，而不是分散在不同的车间，抑或是不同的国家。劳斯莱斯的决策者认为近距离的工作关系可以促进对彼此角色的理解，提高创造力。在高档时装行业，即使处在高成本的压力之下，诸如杰尼亚（Zegna）、阿玛尼（Ar鄄mani）、菲拉格慕（Ferragamo）和麦丝玛拉（MaxMara）这样的时装公司仍选择在意大利进行其高端产品的生产。这是因为高档时装的设计（创新）和生产（制造）紧密相连，将产地保留在“设计之都”意大利不仅能更好地保护其专属设计，而且也能降低被仿制的风险。
改进，而不迁移
制造对创新至关重要，在《制造繁荣》中利用模块化程度、工艺成熟度与设置模块化，从而将创新分为纯产品创新、工艺嵌入式创新、工艺驱动式创新以及纯工艺创新。
在以上这四种创新中，除纯产品创新外，其他创新形式将制造与研发在地理位置上分离的风险都非常大，而纯产品创新由于产品的创新与制造紧密结合带来的附加值不高，工艺改进的机会很少，所以可以将制造外包。如专注于设计但并没有生产制造设施的“无工厂”半导体公司，如高通公司，以及仅负责制造但并不进行设计的公司，如台积电。在后三种创新中，那些拥有研发和制造能力的国家和地区，未来很有可能使用这些能力创造出新的产品，从而引领一个行业的发展，抑或是彻底颠覆一个行业。
在《制造繁荣》一书中，作者呼吁伟大的领导力，更为那些坚守制造领域与产业公地建设的企业家和官员鼓掌欢呼。在国内，近几年来职业经理人的崛起也给中国企业家的领导力提供了全新的注解。但就领导力而言，必须目光长远而坚定。在管理思维上，但愿每一位CEO不偏不倚，都能着力于全部股东的长期利益而不是特定人员的短期利益，同时能够让那些通晓公司技术、操作工艺、车间文化和供应商网络的高管参与战略制定，而不是成为董事会上的“摆设”。而具体到每一项决策，但愿在CEO看到一张财务分析报表时，能不将制造简单地视为一种成本，尽量将企业驻扎在产业公地内，在外包还是自主投资生产的决策时考虑到公地的价值并确定研发和制造的紧密联系度，再依据模块化——成熟度矩阵进行决策。
在这样一个充满竞争力的全球化时代，世界看起来似乎越来越“平”，近几年我国劳动力成本也不断上升，珠三角地区“招工难、招工贵”的现象屡见报端，那么是否真的也应该追随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制造外包之路？每一位企业的决策者肯定能在每次决策后告诉人们答案。
但是，与美国与众不同的是，美国在做外包决策时已经占领了研发设计等产业链的高端领域，而我国的自主创新之路至今还是步履维艰，如果将制造外包，我们是否会“两手空空”？如果“机器换人”运动大范围开展，我们是否会跟一次次制造过程中的创新“擦肩而过”？
戴尔和惠普就是前车之鉴，过去两家企业都选择用第三方来生产和设计计算机，而如今却不得不在快速崛起的平板电脑上追赶苹果而疲于奔命。汽车行业巨头“丰田”最近也开始考虑“机器换人”的得失，并考虑人才的回归，固然机器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但也可能错过工人基于经验和理解所能带来的创新。哈佛大学两位教授（Jan·Rivkin、MichaelPorter）提出了“改进，而不迁移”的战略思想，意思就是要用动态的视角来看待企业的发展，不能仅用成本以及各类财务报表来做决策。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今非昔比，那么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这些今天的低成本洼地也不代表明天依然是低成本洼地。
（本文作者：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战略所鲁淑 陈琛）
